与陈丹青座谈中国美术教育

静儒

与陈丹青座谈中国美术教育

——由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师生座谈“无墙的教室”教学方案引发的思考

时间： 2001 年 11 月 14 日
地点：天津美术学院多功能报告厅
孔千 ：（天津美院油画系三画室教授）：当时我们在上课，根据目前教育存在与传统文化脱节、与现实状况脱节的现象，那么反思下来得出教育存在问题的结论。老师们在想，教育是人格教育和人文教育，中国这两方面都较差。我们就想在课堂上把这两点联系起来，后来我们发现有“墙”的存在。比如学校客观存在的“墙”，还有就是我们脑子里存在的“墙”，我们彼此可能有不同的“墙”，于是就想把这“墙”拆了。当然是带有极端化的“拆”，然后看是否找到边界，当时是这样想的。西方现在影响很大，样式上和技术上，从人文背景上出发，当然这不能“灌”，但至少走到这一步。当时要求在课堂上做，不论我做还是学生做，他弄一个画架，画架一直伴随着我们长大，随后他垒了一个墙，画架有一部分出来，有一部分还在墙里头，我觉得这幅作品特别符合这么一个状态，一部分出来，一部分还在里头。还有些同学是通过画，有些同学是通过行为，比如，还有关注环保问题的。我认为，他能把这么一个信念带到他的学习中去，很难得。过去我的老师没有教过我这些，学校没给过我，（这些学生）他们以此为动力，已迈出了“墙”的一步，迈出了多远我无法估量，我有反馈，后来在我写的文章后面就提到，在展览前每个学生有自己的记录，展览后每个学生有反馈。不如老师、学生以及外面的人会觉得怎么或怎么样。这些东西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能解决，有些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把反馈的给写上，展览前，老师怎么想，同学是怎么做，展览后别人怎么关注。把这个问题拿出来，今天拿、明天拿一样，这就是我们美术教学现状的一斑，鉴于这种情况，上了这么一堂实验性的课。
丹青 ：墙外包不包括社会上？
孔千 ：包括，这里是指“资源”。比如新疆的同学，或者山东的同学，他们有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背景，他发现什么，是由他的天性决定的，然后把这三样融合到我们的形式教学当中。那么资源来自哪儿？来自他自己的情绪变化，或社会上的刺激，或来自于失恋，或者来自冲突，与社会或自然的冲突。这样他的资源就很丰富，这样他画的画或做的东西就会多样。
丹青 ：同学里面有何看法？
孔千 ：我对这种教学没有信心，因为这是个方向性的东西，是发生在现实当中的，发生在至少我的感受当中。我把这种感受跟学生交谈，学生再去做，学生虽然做得较粗糙，但我不在乎，这个“墙”是最重要的，思想是最主要的。思想能带动形式。每个同学不可能都认为是好的。
丹青 ：我好久没有到学术气氛这么强的一个学校了，小半天，看了一些作品集，听老师们的谈话，显然大家这个思路和状态都在教学和画画上面。北京和天津不远，我们对天津这边的教学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各个学校之间充满了“墙”，天天呆在院墙里头，你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墙外面的事。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趋势，墙外的各种艺术形式会越来越多，可能我说的和你讲的有点不太一样，（针对 孔千 老师）我很欣赏你在天津美院和学生之间提出的“无墙的教学”，这是一个走在前面的观念。今天我们的教学不可能限制在教学方案和行政大院里头，按部就班地跟学生说。无论是外边的文本信息和大型画册，是学院的还是近在眼前社会发生的事情，都越来越冲击着我们的教学，我想凡是在学院里的老师都得有个对应的措施。刚才 孙 老师（孙建平）给我看了好几个同学在校期间的个展，我想就很有意思，我很少碰到哪个同学在就读期间办自己的个展。我们年轻人非常需要给他机会，给他鼓励，让他感觉是个角色，已经办展览，已经出册子，哪怕很简陋，但孩子就是这样一点点地特别喜欢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回顾我们文革的时候，就是把院墙拆掉的时候。毛泽东把院墙都拆了，我们这些文革小子就可以出来混。我们那会儿最兴奋的就是开个阶级斗争展览会，或者是学习班，搞些创作，就会有成就感。我们没有画过石膏，没有画过人体，但是这面墙是我画的，那面墙是你画的，都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一开始就有创作世界。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好的。
孙建平 （天津美院油画系主任）：我补充一点 孔千 老师的内容，他的问题也牵扯到学院怎么办的问题。上次葛鹏仁和朱青生搞讲座以后就有很多人给我们提意见：“这下会把学生念头弄杂。”他们竭力推崇“人人都是艺术家”以及“坏画”观念等，而学院则是承袭传统，以开发学生创造力为主的这么一种教学，像 孔千 老师说的“墙”的教学和“观念”的教学，在我们系就几乎是空白，我们系就是以展览和讲座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现在，学生是把四年时间放在抓基本功上还是放在吸收观念参与社会的展览活动上，这里面有相关精力分配的问题，这是一种矛盾。有些老师向我们提意见，使得我也就要求学生一、二年级抓基本功，然后三、四年级再放开手画。这句话叫钻进来，再走出去。可是很多同学说我们走不出去了，这里的问题也是争论不休的。

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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